1997年9月20日，一颗莹洁的星，殒落在中国翻译界的天际。她就是上海市作协理事、译协理事、版协理事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、著名翻译家、中共党员祝庆英，但人们最熟知的她的身份是——《简·爱》的译者。
《简·爱》在中国家喻户晓，由于深受一代代读者喜爱，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，它的中译本也不可胜数。但在所有的译本中，祝庆英译、上海译文社出版的《简·爱》在销量上遥遥领先占据榜首。自1980年初版以来，不到20年，累计印数已逾300万册。就在最近，它还和纪念周总理百年诞辰的书并列，荣登文艺类10本畅销书的排行榜。一本19世纪英国小说，能够压倒群芳，牢牢占领着书市和读者的心，实在是个奇迹。
然而这奇迹的创造者，却不是个眼明手快精于经营的译海弄潮儿。她是个朴实无华、书生气十足、把翻译看得无比神圣、孜孜??十年磨一剑的中年女编辑。20多年中，她业余翻译了《简·爱》、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、《爱玛》、《董贝父子》总计200万字的几部不朽名著。一个译者，20年译200万字，本也称不得高产。然而祝庆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翻译的？她是个尽职尽责、认真不苟的编辑。为了工作需要，她自学了西班牙文，编辑了西葡拉美和亚非的大量稿件，尽管她最得心应手的是英语文学。翻译仅仅是她的业余工作。她是个病残人。1979年一次跌下楼梯，使她失去一目，而剩下一只一千多度的独眼，还不时有失明的危险。脑震荡给她带来经常折磨她的头疼和行走不稳的后遗症。为照顾她上班困难，社里特许她在家看稿子。她给自己立下了雷打不动的作息制度——8小时绝对属于公家。于是她自己的翻译工作只能挤到清晨和晚间，还不时要让位给社里的急件。这样，翻译不得不化整为零，以致刚刚进入角色的文思突被切断，再拾起又得重新酝酿情结。一部译稿，从开译到成书，往往拖到十多年。例如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，早在1978年就已译了一半，直到1987年才出书。她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译书的，为的是——真爱。
爱，是她从事翻译的动机和动力。她最爱的作家是夏洛蒂·勃朗特，在祝庆英心目中，她不仅仅是作家，还是一位异国姐妹和挚友。译《简·爱》和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时，她注入了炽热的感情、整个的心。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深情和理解，我想，就是她的译文的魅力所在吧。
人有人格，文有文品，译也有译德。祝庆英是个译德极高的译者。她做翻译虽比一般人艰苦得多，但她从不计较一己的得失，而是心怀着国家的利益。1978年，她依从社里的意图，停译《夏·勃朗特传》，改译简·奥斯丁的《爱玛》。几年后，稿子译完，她听说国内已有几家出版社将出这本书的译本，就犹豫了。1982年10月26日她给我写信说：“我觉得这样一本书没有必要出4个译本，我的译本不想出了……那是浪费时间、精力和纸张。”她考虑的不是自己时间精力的虚掷，而是国家人力物力的浪费。当社会上重译抢译成风时，这样的思想境界是多么难得！
祝庆英的为人也如她的为文，充溢着热忱、无私的爱。她终身未婚，却绝不孤独，更不怪僻。她把全部爱心倾注给父亲和兄嫂一家，家庭生活十分温馨和美。在小侄女身上，她体验着并付出了热烈深沉的母爱。在她因患病和工作紧张而陷入困境时，是哥哥给了她最需要的支援。她的4本译著中，有两本是和哥哥祝文光合译的。对朋友，她舍得牺牲。这一点，我有亲身体会。
早在80年代初，由于她在编辑工作上的卓越表现，由于《简·爱》的出版和广受欢迎，她已是知名的翻译家、先进工作者、劳模、三八红旗手，受到报刊、电视等媒介多次采访和报道。我是从陈祖芬和吉传仁的访问记中对她有了一个初步了解，看到了一个诚挚质朴的人，一颗水晶般纯净的心。当时我正进行《勃朗特姐妹研究》的工作。同为编辑，又同时译介同一位作家，我看到我们结交的可能性，便给她写了第一封信。5天后，就收到她孩子般热情率真的回信：“收到你的热情洋溢的来信，我读了一遍、二遍、三遍……你写了满满两张纸，可我还是觉得不够，还希望再听你多谈谈。确实，虽是第一次通信，我们都已经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。”此后15年，我们虽只有4次短暂的会晤，但不断的书信往返，在我们之间绽开了一朵水晶般纯净的友谊之花。
第一次得到她无私的帮助，是在1982年8月。由于工作需要，我想看到国外新出版的一本《勃朗特手册》中的几幅地图，便托她在上海图书馆代借。想不到几天后，她寄来的不是书（上图不让外借），而是两幅无比精细的手绘地图，是她在灯下用薄纸蒙在原图上一笔一划描下来的。我深深内疚，但更多的是无以表述的感佩。我看到，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，不仅仅古人才有。
15年，我们不断做着文事交流，互赠书文和消息，为朋友的每一成就欢欣鼓舞。我们之间，不存在“文人相轻”、“同行相?”，有的只是互敬互爱。
1984年，我去英国作短期学术考察。由于身体条件，她无法实现去她深爱的勃朗特姐妹家乡一游的梦，她把梦托给了我。“看到日程中的‘约克郡三国’，我的心就怦怦怦地跳起来……当你在牧师住宅的客厅里望着夏·勃的肖像时，可别忘了代我向她致意啊。”在整个访英期间，我感到负有一个额外的特殊使命——捎带上她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替她去看，去听，去嗅那清新湿润的岛国空气。我把自己的见闻感受尽可能详尽地写成长信寄给她。我还寄给她一枝采自荒原深处的石南干花，那是勃氏姐妹风骨的象征。“最珍爱的是那枝石南。看着它，不禁想起了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‘我们的心是相通的’。你确实了解我的心。”我很高兴，能够帮她就地查到了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中的两处疑难——拉丁文和苏格兰方言的铭文。在牧师住宅博物馆那间满是勃氏资料的图书室里，我不无感慨地找到了祝译《简·爱》的3个版本。“我想自己不能去，就让我的书代我去吧。”正如她所愿，她的书跨越时空，来到这万里之遥的约克郡小山镇，伴着她所爱的女作家，无声地度着安详静谧的岁月，一同步入永恒。
庆英，过度的辛劳，夺去了你只有67岁还可以大有作为的生命。我痛国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翻译家，我悲自己失去了难遇的知交。庆英，你走了，却留给爱你的读者不朽的译著，留给我永记不忘的友情，还有你那无价的20封情真意切的信。■祝庆英译英国女作家小说
■杨静远译著
